祭祀区之外的区域以及祭祀区叠压的早期堆积均发现居住遗存，夹杂较多灰烬、烧土颗粒和破碎陶器，被祭祀区叠压的居住遗存年代最晚距今约3800-3700年，祭祀区之外且叠压祭祀区的居住遗存，年代最早距今约3000年。
二、新发现的“祭祀坑”：截至2022年5月，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K3、K4进入整理阶段，K5、K6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K7、K8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
6座新坑直接开口于宋代堆积层之下，其中K6打破K7。祭祀坑平面形制可分为宽长方形、窄长方形和近似方形三类，K8面积最大，约19平方米，K5和K6分别仅有3.5平方米和4.1平方米，面积甚小。面积越大深度亦越深，K3和K8最深，深度均超过2米，K5最浅，深度只有50厘米上下。所有“祭祀坑”的方向均非正南北向，长轴方向大致呈东北—西南向（K1、K2、K3、K4、K5）或者西北—东南向（K6、K7、K8）。
各坑的埋藏堆积，除了K5和K6在填土堆积之下只有一层埋藏文物之外。其余几个大坑以K7相对简单，直接在填土之下掩埋象牙和薄片状为主的金器、铜器和玉石器，K3、K4在象牙堆积和填土堆积之间均有一层灰烬，不过K4的灰烬遍布全坑，而K3的灰烬层只分布于坑东北部。K8堆积最为复杂，先是埋藏众多大小不一、质地各异的铜器等，之后埋藏大量象牙，再之后于南、北两侧填充夹杂红烧土块的黄褐色粉沙土，之后铺满整坑灰烬，再之上填充夹杂大块红烧土和“石磬”碎块的黄褐色粉沙土，最后填土掩埋。以上几座大坑不同埋藏堆积层之间并无明确界限，部分象牙实际上也混杂在各类埋藏文物之中，而K3还有几件铜器显然是象牙埋入坑之后才入坑的。K3、K4和K8的灰烬也并不单纯，包含烧土颗粒以及较多细小文物或大型文物的残片、构件。
在保护修复过程中坚持分析研究与保护同步展开的原则。通过保存环境电化学监测，探索环境与青铜器腐蚀的关系。采用显微观察，发现多件残存丝绸遗迹以及玉器制作、使用痕迹。利用显微CT、扫描电镜能谱、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对部分典型青铜器、玉器基体、锈蚀产物结构和成分、铸造工艺做了初步分析。这些研究为文物保护修复措施提供依据，为文物信息和价值阐释提供科学支撑。
三、实证是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三号坑、八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三号坑、四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三号坑、七号坑、八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四、创新考古和保护工作机制。本次发掘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的工作理念，在发掘之前就对研究课题进行了全面规划，并将研究前置到发掘之时同步开展，同步进行的还有文物保护和现场保护，为此在现场搭建了现代化考古发掘大棚、恒温恒湿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等。整个发掘工作实现了跨领域联合、多学科融合，40家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数字话服务等单位联合攻关，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多个相关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确保高质量考古工作水平发挥。
五、积极向社会共享新成果。新建成三星堆考古国际网站，面向世界介绍三星堆考古新进展与新成果。协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四川电视台、四川日报、哔哩哔哩等近20家常驻媒体，通过网络直播、全球推介、二次创作等多种方式，向全世界、全社会宣传本次发掘的最新进展与成果，呈现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中国考古大会》、《开讲啦》、《考古公开课》都有三星堆本次发掘成果的展演，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2021年五四青年节晚会也有三星堆考古人和新出土文物的身影，纪录片《古蜀瑰宝》、《又见三星堆》、《探秘三星堆》等纪录片专门聚焦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中国历史研究院、浙江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院、宜宾市博物院等举办的10余场展览展出了三星堆新出土文物，创造性地开放了三星堆博物馆的修复中心，让观众可以一览新出土文物从坑内到展柜里的全过程，让三星堆的文物活力起来，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同时，综合社会经济效益初步显现，形成三星堆博物馆参观热潮，节假日的参观人数再创新高，仅2021年三星堆博物馆的参观人数达到146万人，实现综合收入超过1亿元，较之2019年分别增长139.62%、245.68%，较2020年同期增长380.72%、452.53%。
